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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计师事务所的脱钩改制：
攻府强制性变迁 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畸形现象是挂靠制度。注册会计师制度发展之初，挂靠制度确曾起到积极作用，包括以行政经费、事业经费等向事务所投入注册资本和开办费；提供办公场所与设备；以政府机构的信誉为担保，为事务所的运作提供前提条件等等。但是，挂靠制度也直接导致注册会计师市场混乱，表现在：
第一，事务所创办初期，为挂靠单位创造了一定的福利，如安置退休干部和分流人员、为机关创收，诱发各政府机关争相创办事务所，形成注册会计师市场的条块分割。通过政府权威为所属事务所“圈定”市场份额，使得事务所没有依靠提高质量赢得市场的动机与压力。
第二，政府机构为从本机构或本部门利益出发，往往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过程和最终的审计意见。这在前些年公司上市额度稀缺的信况下，尤为突出：当地政府为了确保本地企业能争取到来之不易的上市额度，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多“配合”。
第三，挂靠制度还养成了事务所及其挂靠单位的“无风险”意识，因为，那些挂靠政府机关的事务所，其财产最终归国家所有，他们自己只领取工资和相应的报酬。一旦“事发”，政府没收事务所的财产，也只是从“左口袋”到“右口袋”，起不到惩戒作用。比如，1992年深圳原野事件案发，为其出具报告的特区会计师事务所挂靠财政局，最后处罚是撤消事务所、取消当事注册会计师的资格、没收事务所的财产，而没收的财产再交回原挂靠单位--财政局。可以说，事务所挂靠制度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市场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挂靠所引发的政府对会计服务市场的过度介入，加剧了中国会计服务市场的混乱现象，各种“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或“机会主义”(opportunism)行为的发生，就是一种必然结果。1992年4月至1993年4月，“原野事件”、“长城事件”和“海南新华事件”先后爆发；1997年起，又爆发了琼民源、四川红光、东方锅炉等系列案件。会计职业界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包括社会舆论和政府部门。尽管如此，期望会计职业界通过自身努力，提高会计服务的质量，仍然不可行。原因在于：
第一，在现行市场环境下，作为会计服务产品购买方的企业，对注册会计师服务的需求是因为政府管制机构的要求而产生的，产品质量的高低对它们的利益没有边际意义上的影响。在这种前提下，企业所需要的是价格最低、“麻烦”最少的注册会计师服务。在中国事务所数量众多的现状下(1997年底，中国共有6663家事务所)，如果只有部分事务所提高质量、其余事务所仍然维持“只盖章、不检查”的现状，那么，市场份额将会向后者大幅度倾斜。李树华的研究从统计上支持这一推论。 经济学为这一问题的分析，提供了有效工具。60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使得所有注册会计师不可能达成合作协议，即便是103家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也无法达成合作协议。如果假定会计师事务所在提供会计服务产品的质量上，存在“高质量、低质量”两种选择；而高质量服务会丢失客户，低质量服务会增加客户。当然，如所有会计师事务所同时选择高质量服务，其客户量不会减少。
但是，一方面，会计服务质量的改进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后改进的事务所会享受暂时增加客户的利益优势；如果某会计师事务所预见到其它会计师事务所会改进质量，它就会选择不改进，以吸引更多的客户。当所有会计师事务所都采取这一行动策略时，会计服务市场仍然维持原有的均衡：大家都提供低质量服务以保持原有的客户数量。这相当于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或经济学中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当然，上述均衡得以维持，除市场参与者众多、无法达成协议外，还有两项前提条件：一是市场不需要高质量的会计服务，或者说，市场对会计服务的标价是一致的，不存“异质异价”；二是注册会计师提供低质量会计服务没有重大法律诉讼风险，这样，他(们)在因提供低质量会计服务所取得的报酬是无风险的、或在扣除风险系数后仍然显著大于零。如果上述三项前提条件中的任何一项改变，都将会部分改变注册会计师的市场行为。比如，由于验资风险增加，目前注册会计师在提供验资服务方面的谨慎态度，要远远高于其它各项服务，其服务质量也相应会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