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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更令评估师、分析师束手无策的是互联网企业的价值定位问题。如果说麦肯锡、普华、斯图尔特的价值评估理论和方法尚能适用于传统产业，但对于网络产业而言，它们就很难走运。事实证明，大多数互联网公司在创建初期、甚至连续几年并无盈利，但是，投资者为何还是对其抱有一定的信心呢?因为人们看好其未来巨大的、传统产业所无法比拟的盈利空间，这样的盈利空间也就成了在证券市场上人们斟酌其公司价值的基础。那么这样的盈利空间又是被如何估计出来的呢?事实是，互联网公司上市之目的首先是利用证券市场印证其市场价值，然后再利用这种价值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扩大规模及市场占有率，吸收大量的客户资源和其他经济资源，实现巨额盈利。这正如哈格尔指出的，互联网不仅以更快捷、更低成本的技术手段创造价值，最重要的是力图发掘出其蕴涵的丰硕的创造价值的机会。简言之，互联网公司价值定位之关键是其预期价值的大小，而这将由网站访问次数、注册用户量和现金流量等众多的无形综合因素所决定。
无形经济中的价值评估确实是一个大难题。人们至少有理由对传统的财务与会计提出这样的问题：企业的价值何在?企业的价值动因有哪些?
无形经济中所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也值得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认真对待与思考。笔者认为，我们的CPA回避不了这些问题：CPA为其客户(企业)提供的服务哪些是物有所值，对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新经济提出的挑战，CPA是固守传统审计业务阵地，还是抓住机遇开拓与无形经济密切相关的咨询业务?随着新经济的发展，CPA行业是否也会出现相应的变革?我们能否接受这样的事实：在CPA业务中，传统的审计等鉴证业务正在成为“夕阳产业”，而新近涌现出来的大量的咨询业务正在成为“朝阳产业”?
信息经济学的 假设前提还存在吗?
信息经济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假设条件是：交易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又有获取信息时间不对称和信息内容不对称两种；人们所得到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这种假设在传统经济环境下是成立的，故受经济理论的影响，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中，有不少成果和政策源自于此。一般认为，能否全面、准确地得到信息，是人们进行正确决策之关键，同时也决定了博弈双方在对阵中所处的地位和优势。在新经济中，这种假定和现实性受到了挑战。因为信息的专有性和独占性受到了冲击，新经济创造了大量的与信息有关的产业和从业机会，形成了专门从事信息开发、交易、咨询等新型市场；信息被作为商品开发、采集、筛选和处理，并借助于网络技术，以几乎实时之速度，快捷而又全面地传达给其消费者。人们获悉信息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性大大减少了，诸如信号传递模型、隐蔽行为的道德风险模型、逆向选择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等理论模型的解释不再那么充分或有说服力了，以往这些模型所描述的经济学现象正在逐渐被新现象所替代。总之，强大的信息网络和信息技术产业，弱化了信息经济学的原有假定。
例如，在互联网环境下，由于与企业有关的税收、海关、银行、工商、统计、社会保障等信息，均受到了实时监控，并可在网络中及时获悉与共享，企业的行为不再向过去那样神秘，人们对企业价值的判断不用非得基于帐面价值，而可以通过大量的信息来源，借助于信息技术手段更合理更科学地加以完成。因此，有关信息(特别是针对帐面价值的信息)的鉴证意义也不如以往显得那么重要了。
知识财富与激励机制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在讨论经理人认股权计划(股票期权)的财务与会计问题时，往往忽略了产生股票期权的深刻的历史背景。股票期权源于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美国对经济结构调整而出现在硅谷的新经济。以知识要素为驱动力的新经济，必然要求对企业制度加以创新。事实表明，一方面，知识需要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才能获得，另一方面知识又具有外溢性。为了稳定那些掌握了知识的企业技术与管理人员，防止知识的外溢，仅仅付给工资报酬是不够的，因此，一些高新科技企业普遍采用激励型认股权计划，给予的对象主要是公司CEO或掌握核心技术与知识的员工，使其收入有两部分构成：一是工资，二是股票期权和红利。由于企业员工既有工资收入，又有股权与红利收入，新兴产业就可以在这种激励计划的制度安排下，采取降低工资成本、增加股权及利润分红的办法来达到以下一些目的：第一，通过降低工资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达到扩大市场份额、增加企业利润的目的；其二，只要股权与红利收入的增加足以补偿工资的下降，并能导致总收入的增加，那么企业就可以通过增加员工的股权与红利来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与创造力；其三，采用以上方法，企业不仅可以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而且可以达到保护知识产权、防止知识外溢之目的。确实，70年代始自美国的这一激励制度，“栓住”了一大批科技与管理精英。另外，实践表明，推行股票期权计划，对于降低代理成本，解决代理问题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发展至今，以股票期权为核心的认股权计划已形成了以下几种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