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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们人类心灵的可以被称为“自由精神”的那种气质，来自于“彼岸”。如果我所信正确，那么一个被“自由精神”支配了的肉身，是不愿为了屈从他形体的欲求而限制了他心灵的自由的。更进一步，一个真心信仰着源自“彼岸”的自由精神的人，绝不相信世俗的任何力量可以伤害到这“自由精神”。再进一步，我推断，这一信仰也正是康德的“纯粹理性”(先于经验世界的理性)基础上的道德哲学的出发点。苏格拉底的行为恰恰表明他持守“形为心役”的自由意志的勇气，并以此表明了“人”终归是可以不同于“禽”的（梁漱溟先生说过：人禽之辨，前者形为心役，后者心为形役而已)。
我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这一解答，不仅有阐释学含义，还帮助我说明这样一个重要的康德立场上的看法：自由高于民主。极而言之，前者是植根于彼岸世界的东西，而后者不论何等崇高，毕竟是此岸世界的东西。就经验言之，“民主”之运作，非有具备自由精神的个人而不能成功。“民主”是可能不存在于我们当中的、，故其可以“争取”之；“自由”则从未不在我们当中，故其只可“发扬”之。“自由”真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不受到现象界(phenomena)约束的
“超越现象界(nomena)”的精神；“民主”其实是一种运作，但真正的民主是在一种精神支配下的运作，那种精神就是“自由”。当下我的一些鼓吹“民主”甚至鼓吹“自由”的朋友，他们真正在做的，其实是有感于所见所闻劳苦大众的“不自由”，并且他们坚信导致了这大众的不自由的正是被我们认作“可以带给我们自由”的那个“市场经济”。所以对“不自由”的批判，被他们转换为对“市场经济”的批判。不过，我以为这类批判毕竟是知识分子份内之事。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它自己的“牛虻”；一个伟大的雅典不能没有苏格拉底。
在我向我的这些朋友们解释我的立场和我对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的评论之前，我必须指出他们很可能已经染上了我称之为“语言”病的病菌。所谓“语言”病(不是“语病”，也不是“语言病”)，是由“语言”的本性——以概念的“一般性”来指称“概念”所涵盖着的无穷丰富的“具体性”——加到语言使用者的思考过程上的，时刻妨碍思考者面向真实经验的，将“思”套牢在话语枷锁中的病。克服我们的“语言”病，惟一的途径便是走出书房，走到大众生活当中，去感受那个被压抑在“概念”下的无穷丰富的现实世界。在这一点上，仅在这一点上，我真心呼吁这些人文学者们向经济学家们学习，因为后者毕竞终日浸泡在现实世界里，毕竟不至于忽视了生活中发生着的最基本的事实。“理想”是美好的，“追梦”是美好的，个体为了“理想”而放弃现世生活甚至牺牲生命是崇高的。但为自我理想而要求社会放弃现世生活，则不能说是美好和崇高的。
让我再来讨论“语言”病。例如当我们有感于大众的“不自由”(设此项感受为事件“B”)，并且听到和读到人们将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指称为“市场经济”时(设此项感受为事件“A”)，我们的“因果性联想”能力总是倾向于让我们认为A是B的原因。为了尊重和回答休谟对我们理性能力的质疑(这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的理性能力)，我们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对“A导致B”这一命题作—番认真的研究，这便是所谓“实证研究”。不论你多么反对实证研究，你不能不跟着叔本华承认，实证研究是人类将梦幻与现实相区分的惟一途径。但是这类研究立即导致第二项任务——从其他人的言说中找到支持或反对“A导致B，，命题的论据而不混淆了在一般概念A(“不自由”)与B(“市场经济”)之下掩盖着的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与其他人所处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区别。对于认识主体而言，这两类生活世界中的前者是“基本事实”，而后者是“派生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