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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管理运行上必然要有公开、透明、完整、严格的预算作为基本管理制度。
这个特征的实质内容是以制度的合理安排和严密性防止公权扭曲，以便落实公众利益的最大化。这里的“公开”是要让公众有知情权，知道政府理财方面的信息，进而使公众意愿反馈到理财部门和立法机构，再提升和体现到财政收支安排中，并经立法机关批准之后，使它成为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最后成为公众理财的一个内在联系链条。“透明”即信息要最大可能地公开，呈现出“阳光财政”的状态。有了透明度，后面跟着的很多机制必然就被带出来，公众就会对这种透明状态下的信息评头论足，意见、批评、质询、建议必然就会跟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这些公众意愿最后合成一个可决策的、可执行的东西。“完整”是指所有的收入不能再分割为预算内、预算外、预算外的预算外，财政部门不管而交给各个部门自行管理的基金，不能再采取这样的格局运行。这个格局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有其必然性，而现在已发展到在管理制度上只保留预算内、预算外两个范畴名正言顺的地位，其他则已经不允许游离在外单独存在。
具有完整性之后，下一个环节是具体的理财决策。预算收支计划是全面反映政府财政收支安排的文件。国家预算体现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如果我们有了完整性基础上的预算以后，那么政府活动的所有事项和总体取向就看得清楚了；重点、意图也就跟着看清楚了。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各个方面无不体现一定的政府意图。政府的管理、政府的调控，都和这些具体的财政收支安排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种安排怎样合理化，必须在事前确定，不能边干、边讨论、边设计。事前确定好了，经过立法机构审批了，便具有了法律效力。按照审批的预算来执行，执行过程中就必须非常严格。严格执行是现代意义预算管理的一个基本要求。公共权力可能最后会局部化到部门，局部化到权力环节上，局部化到操作者。种种扭曲很有可能使公共权力变成一种不受制约的、变相的私权而背弃公共利益。这种危险性其实是很明显的。
财政预算编制要做大量的工作。政府的经济预测、政策分析、具体的财力统筹安排中，涉及很多学科，如运筹学和各个具体部门的专门学科。那些复杂的专业知识怎么综合地体现在编制草案里面？民众的意愿要综合分析，哪些是正确的，但是现在还做不到；哪些是正确的，现在只能做一部分；哪些是特别迫切的，必须放在必保位置；然后在一个程序明晰的过程中间编制好收支预算。财政管理部门和相关的具体部门之间，财政部门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要采用多种方式，尽可能提升编制的科学性，最后进入审批。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根据他们各自的代表性来提出他们的意见。完成审批以后，才进入执行状态。我们现在这种事前确定的做法，应该说还很难令人满意。现在已经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间提前到了3月初，即使这样，还有两个多月的法律空当。我们现在在预算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弹性仍较大。财政部提出实行财政管理改革，搞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收支两条线，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等———这些改革如果集中到一点上，都是通过尽可能合理、周密的制度安排来防止公权扭曲。这也就是公共财政第四个基本特征的实质内容和基本要求。
“严格”就是要“不多不少，不迟不早”地执行；如果想调整，必须走一个程序。这种现代意义的预算，成为一个基本管理制度，我们才可能把前面公共预算的三个基本特征贯彻到底，才不会出现严重扭曲的问题。对于公共资金使用的问效和问责，也才有实际的可能性。
三、公共财政建设的主导因素
在建设公共财政框架的过程中应该形成如下主导因素：
第一，按照公共财政发展的要求在政府和财政的基本职能中收缩生产建设职能。总体上国有经济要实现战略性重组，抓大放小，收缩其覆盖面，强调质量和影响力。从长期目标看，地方政府和财政应该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的投资领域。中央政府要有限介入竞争性领域，即一些长周期、跨地区、特大型的对于生产力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长远发展有战略性意义的重大项目，比如宝钢、京九、三峡等。如果中央政府有限参与，地方政府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以后，财政体制问题中的事权纠葛在最重要、最棘手的“投资权”上就可以基本理清。在此基础上，可逐步形成中央和地方各级详尽的事权明细单，分清哪些事权由哪级政府独立承担，哪些事权由哪几级政府共同承担以及如何共同承担，进而可使公共财政中的财权配置与事权的配置较好地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