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共财政的若干思考

　　3 积极推进税制改革。在进一步清理整顿非税收入的同时，近期税制改革应扩大增值税转型的覆盖面，实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调整和改进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试点。调整改进资源税、消费税。另外，关于资源税、社会保障税等改革问题，都有愈益强烈的社会呼声和现实重要性，值得充分重视。

　　其次是管理、调控的创新，其中要涉及：

　　1 完善财政宏观调控政策，提高调控水平。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及财政政策与国家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的配套联动。当前在“双稳健”宏观政策框架下，要精心把握好“相机抉择”，争取尽可能平稳地拉长这一轮高速增长期。

　　2 加大对“三农”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在支出上要给予优先、重点安排，并积极发展合理、有效的支出新方式，以及其他的政策引导、倾斜支持的合理、有效方式。

　　3 建立、健全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防范机制。对于我国公共部门赤字和显性、隐性债务，应全面地把握情况与动态，加强调研分析，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制订防范与化解风险的方案。特别是当前对于信息很不透明、很不全面的地方、基层政府实际负债情况，需高度重视，在调研和摸清情况基础上，及时采取化解负担、防范风险的措施。还应积极研讨公共风险预警机制、应急处理机制等机制构建、制度建设问题。对于财政发行短期债券问题，也需要积极研讨，以利于改进国债余额审批控制的较科学的方法，配合灵活反应机制在日常运行中化解风险提高效率，并促进国库现金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税收法治化环境的营造。

　　我国的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其实是一件事情从不同角度的表述。财政的风险必然是公共风险，各类公共风险也都会直接、间接地集中体现到财政风险上面。我国在经济、社会转轨期的一个特点是财政名义赤字、债务负担之外现实存在的隐性赤字、债务负担的相对比重，比一般国家要高出不少。所以，若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我国的财政风险，就特别需要注意：不能仅看名义债务指标，否则会严重低估风险程度。我国现阶段名义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仍然不高于20%，但如果我们把与名义国债性质等价的隐性公共债务都囊括在内，则这个比重可能至少要高出2～3倍，即达到60%以上。如果再考虑社保体系中养老基金空账等，所有债务，风险的评估就再要加码。有必要强调，即使按最为“激进”的估计，也不能支持“中国崩溃论”的说法，我们的公共风险总体而言是可控的，但是确有必要进一步促使各方高度重视。要积极摸清基本情况，以利于构建预警机制，努力化解和降低风险，防患于未然。公共财政要为公众利益负责，这是一个重要的、绝不可疏忽大意的事情。

　　第三是技术层面和基础条件的创新，这主要包括：

　　1 实施财政收支分类的改革，以形成适应开放条件和现代化管理要求的合理、精确、周详的收支分类体系，为财政信息系统、决策系统建设和金财工程运行，提供基础条件和有效支撑。

　　2 加快金财工程建设和促进金财工程与金税、金关、金审等十余项政府部门金字号工程的联结、贯通，从而以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信息处理技术，支持公共部门资源配置、决策、运行、监控的管理平台，实现预算的全流程有效监督和高质、高效管理，并为预算收支及公共资源运用的科学决策提供有力、可靠的依据，以及为克服“跑部钱进”等弊端创造长效的制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