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出让金的财政学分析

　　3.无风险的钱，比有风险（同样数量）的钱好。或风险小的钱比风险（同样数量）大的钱好。

　　理财三原则的核心思想是：资金是有时间价值的，理财要有利息概念。资金有空间配置的有效性问题，也有资金的时间配置有效性，以及资金的时空配置是否得当的有效性等问题。

　　土地出让金，是做预期，是做未来50～70年的预期，从财政金融学意义上已不是一个“长期”而是一个“远期”的土地期货、土地期权等衍生品远期概念了。再说，它又是同“土地”这个实物资产，这个稀缺、不可搬动资源结合在一身的实物期权，其高风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这个今天的“事”既包含了要办投资之事，也要办消费之事，如“三农”等事。投资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不应顾此失彼。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是此长彼消，因而，必须强调投资与消费之事一定要协调发展。

　　土地出让金这个土地财政问题，进而言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最高意义上说，它只是一种发挥“资金是经济第一推动力”的手段或工具功能。在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而言，消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第一推动力”。因此，消费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长远的、根本的最终目的性功能。

　　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大局，有专家称：靠着美国旺盛的消费和中国强劲的投资，支撑和推动了2004年全球和亚洲经济获得了10多年来最高的增长率。尽管美国还有“双赤”，2003年让美元下降15%，2004年美元又下降了5%（谢国忠，2004）。

　　这里，且不评论美国人的旺盛消费力。但把中国强劲的高投资，与之等量齐观，着实令人不安。消费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最终完成和归宿，也是起点和根本动力。只要翻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消费发展史，的确可以看到广大城乡居民消费的绝对额有了大幅度上升，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7.7%.但我国的消费率，2003年降至25年来的最低，只有55.4%，比上年下降2.6个百分点。这充分表明中国的消费与投资比例严重失调，而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最终都要靠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来解决。这是一个关系子孙后代的代际公平问题。

　　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资金积累和提高文明、文化水准的费用如何在代际之间被分担的问题看来不容有明确的回答，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推论说，某些有意义的论理约束的界限不能被阐明。”[2]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25年前，在广东佛山首届中国财政学会上薄一波同志题词：综合财政也是科学。这是一个对我国社会主义财政颇有远见、有宽博容量、高度抽象的理论概括。现今中国财政，既有适度紧缩财政、公共财政、积极财政、中性财政和稳健财政之说，又有第一财政、第二财政、第三财政和第四财政之称，我认为这些说法，从一定意义上说，通通都可以把它们放在“综合财政”的理论框架中去考察分析。

　　「参考文献」

　　[1]　［美］兹维·博迪，罗伯特·C·英顿著，伊志宏等译校。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　［美］约翰·罗尔斯。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