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一种建构主义的分析（上）

　　新党1997年后迅速衰落，目前已经泡沫化，支持者少于2％；亲民党选民认同率17％127左右，国民党选民认同率16％左右，民进党选民认同率25％左右，台联党选民认同率约2％。另外25％选民未表现明显的政党认同，是三大党争夺的重点，有研究认为，这部分选民的一半已经为三大党较为均等地瓜分，另外一半仍然处于中立状态128。

　　2000年后，进入政治上台湾人完全主导期，官僚由本省人接替外省人，2004年5月陈水扁的第二个任期伊始，在人事安排上即表现为明显的泛绿色彩129。外省人日趋边缘化。

4.2 影响台湾人族群认同的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乃指非台湾民众因素，可以列出许多，但择其要者，显然是以下三个：日本因素、美国因素、大陆因素。

4.2.1 日本因素与台湾人族群认同

　　就外国因素而言，日本对台湾的影响仅次于美国。这种影响在1945年之前（殖民时期）与1945年之后（后殖民时期）明显不同：前一时期直接而强烈，尤其是殖民统治后期，台湾人的族群认同开始萌芽。1945～1972年，日本追随美国，是台湾的盟友，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密切，六十年代中期之前还是海外台独分子的活动中心。中日建交后日台主要是经济联系，但日本对台湾始终抱有别样情怀，对台独的支援从明转暗，起顾问作用。近年来日本对台独的支援有上升迹象。

1. 殖民时期

　　日本人从1895年起统治台湾五十一年。应该承认，日本人确有经营、开发台湾的计划，所以统治手法也不同于在朝鲜。1898年儿玉源太郎任台湾总督、后藤新平任民政长官后，即改变此前对台湾人的反抗一味强力镇压的做法。「政治上，采取怀柔政策，召开乡典会、扬文会，颁发绅章以笼络地方士绅；社会政策上，『尊重旧俗』，对台湾社会固有的风俗习惯予以保留和一定的尊重，恢复保甲制度；对军事反抗力量以『招抚』为主」130。在台湾推行改良主义（包括提倡日台同化、进行民选议员运动）；允许台湾人土地转为资本主义经营；台湾人可以形成自己的金融资本131。三十年代又组织「皇民奉公会」这一「民众团体」，由总督兼任总裁，各地分会附属于殖民机构，与当地行政机关「一套班子，两个牌子」，注重笼络台湾居民，对入会者给予规定的优惠（如教育机会、福利待遇、工作机会），以使600万台湾人民实行「臣道实践」，成为「真正的日本人」132。利用当地的士绅人物，如台中望族林家的林呈禄出任「皇民奉公会生活部长」，中法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台湾第一勇」林栋材的后代林献堂被委任为日本贵族院议员（另外还有三人）、皇民奉公会大屯郡支会事务长、义勇报国队顾问133。允许台湾人创办自己的报纸《台湾民报》134。给地方士绅以尊重和礼遇甚至容忍他们中的一部分保留汉名、着汉装。推广教育、鼓励青年学生到日本深造，以至于「1942年台湾成年男女分别有54％和43%可用日语应付日常事务」135，除了大力鼓励日资产业到台湾发展外，「1930年起积极推进台湾的工业化进程，特别发展与军需相关的产业（如有色金属产业）和基础设施（道路、桥梁、港口、机场等）」136。日据后期「对（台湾）工矿事业积极经营，其规模之大，仅次于东北」，「在日本经济体系下，逐渐发展，已到相当工业化的程度」137，尤其是水电业、制糖业、樟脑业。

　　凡此种种，客观上弱化、瓦解了台湾人的抵抗意识，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到其统治后期，已有「一部分台湾人产生了『日本情节』」138，部分知识份子形成了自觉不自觉的「皇民意识」，甚至出现了一批认同日本的「皇民文学」作品，如周金波的《志愿兵》、《水癌》，陈火泉的《道》，王昶雄的《奔流》，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陈映真先生对此有精妙的述评：「否定、鄙视、憎恨被殖民台湾人（中国人）的主体性，把自己改造成日本人，使自己像一个日本人那样地生活、思考、并且像一个日本人那样地效忠和崇敬日本天皇，终于做为日本人而效死──这就是四○年代台湾皇民文学主题的真髓。」139联系到大批在政府机关工作（如台中望族林金源、又譬如担任警察的李登辉的父亲）的受日化教育者，我们可以大致断定：与下层民众不同，相当部分知识份子的汉族（Han ethnic group）认同已经疏离，他们或倾向于认同大和民族（Japan ethnic group），或像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所宣示的：自己是被中日两个亚洲大国抛弃的孤儿。这就为以后建构台湾的族群认同埋下了伏笔。 2后殖民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后） TAG标签 : 分析 主义 建构 台湾 认同 族群 国家 大陆 台湾人 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