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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收复台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诚然不假，但其时间、方式现在难以确定。
2.3 意识形态论者观点及其困境
意识形态论者偏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问题，具体到台湾问题，他们认为大陆与台湾不同的意识形态是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
然而，「意识形态论」者的观点愈来愈难以被人苟同了29。从1840年到2003年，中国对外政策的心理基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轻视──失落──恐惧──自闭加排斥──将信将疑──逐步认同，所谓和平崛起意味着认同现有的国际规制，愿意进一步融入世界体系30。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是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包容性、适应性、不尚武、重视「和而不同」等特点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5000年的主要原因。所以，毛泽东时代中国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差异与美国联手抗苏，邓小平用「一国两制」解决了港澳问题，江泽民时代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通过宣示「公有制经济有多种实现形式」的政策，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被有意识地不断降低31。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形式是邓小平理论，后者的思想核心是「猫论」和「三个有利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意在扩大党的代表性、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事实上，各国官方、民间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意识形态的考虑已居于次要的地位32。且大陆已意识到台湾问题具有与港澳问题不同的独特性，明确表示将给予台湾更大的自主权，如不在台湾派驻解放军、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
没有证据表明两岸统一将导致大陆吃掉台湾，大陆放弃马克思主义与台湾放弃台独之间难以证明存在因果关系。世界上也没有例子说明：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了国家某一部分的独立，相反，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施印证了一点：不同意识形态可以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共存。中国还是世界上唯一并行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
2.4 初级建构主义观点及其不足
李─陈时期台湾问题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如何统一的问题，而是台湾要闹独立且愈演愈烈（以图打消美国因素中对台湾独立不利的一面）。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许多人一般性地谈到与台湾人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族群认同」发生了变化有关，观点散见于媒体报道，如：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统筹员王家英文章《李登辉的老谋深算》提到「台湾内部的国家认同问题日趋严重」33；陈子帛提到2004年3月台湾大选使「人们看不到真正意义的族群融合的前景。在政客们的操弄之下，台湾的主体认同竟然成了非黑即白的大福佬主义的最佳掩饰」34，郑永年认为台湾「反对党越来越倾向于抛弃『中国包袱』」，「以保持他们所谓的台湾认同」35。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秘书长张子超谈到「台湾的政治分化加深，台湾人的族群意识倍增」36。以学术文章的形式进行学理探讨的很少，笔者检索到的仅寥寥数篇37，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近十年来的研究论文，发现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台独问题的文章不多，运用建构主义则没有见到。兹介绍如下。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林震的《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问题》38他认为「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中华民国』在推动民主改革的同时也成为解构物件，这使得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出现分裂，民进党为首的反对派成功地瓦解了部分台湾人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国民党渐居下风」，「（中华民国认同观与台湾国认同观）两种对立的国家认同观在『中华民国』缩小化（即限于台湾地区）的基础上实现合流，但仍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的认同危机」，该文分析的是台湾人对「中华民国」的政治认同危机，未进一步分析这一认同危机的文化根源，也没提到台湾人对「中国人」认同上的变化。将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认同问题，仅仅归结为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是不够的。福建师范大学林晓芳在《浅析50多年来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多元化走向》39一文中提到「50多年来，在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台湾逐渐滋生出与祖国大陆格格不入的政治文化，民众简单朴素的中国认同出现混乱并形成多元化走向……目前持双重身份认同、主张维持现状者居多,坚持台独的人是少数，但对这一走向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该文对台湾岛内国家认同的变化分析较细，但是，把台湾人国家认同变化的原因仅仅归结为美国因素与台湾岛内因素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没有分析台湾族群认同的演变过程、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天津大学才家瑞的《日据时期（1895～1945）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40，他认为「1895年清政府甲午战败，马关割台，台湾从此沦为日本殖民地。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祖国的认同与忠诚,表现出台湾同胞在日本殖民统治50年中，奋起抗日，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正是凭借这种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台湾才能在1945年10月重回祖国怀抱」。该文谈的是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问题。笔者认为，说「日本殖民统治50年期间台湾同胞表现了『奋起抗日、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缺乏立论依据。在日本人统治中后期，台湾人的抵抗已经很弱，蒋渭水等人的抗日行为只有短期、局部影响，很快就被日本人镇压。研究台湾历史问题时应注重全面客观的分析，对某些局部事情采取任意拔高的做法不足取。日本人统治中后期台湾人中较有影响的是林献堂等人，但他们根据大陆当时的情况，采纳了梁启超的建议，走「爱尔兰式」的道路：保存实力、与当局适当合作，利用合法手段（包括利用议会）为本地人争取更多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