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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族群、族群认同及其在台湾的特点
3.1.1 族群（ethnic group）
弗雷德里克·巴特尔（Fredrick Barth）认为族群是一种社会组织，是人们自己或别人根据他们的出身和背景来推定的归属范畴，他强调社会互动导致德人们的归属感49；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与乔舒亚·菲什曼(Joshua Fishman)一致认为，族群是人类历史的自然单位和整合要素，将它们各自维系起来的是基于语言、宗教、种族性和土地的原生纽带（primordial ties），是亲族的延伸，他们的观点被归纳为「原生说」50；休·赛顿─华生（Hugh Seton-Watson）与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则认为族群的核心是神话、记忆、价值和符号四个要素，以及人口某种历史格局的典型形式或风格，族群的特性在于它所处的生态环境51；马克斯·韦伯与C·M·希罗戈多夫（史禄国）则共同强调体形、习俗、殖民与传统、共同的祖先的要素52；默罕默德·哈达德认为族群指社会上所具有的因素，因文化和血统而形成不同意识的群体，他强调族群的三个基本特点：可识别性（identifiability）、权利差别(differential power)和群体意识(group awareness)53 。
概括起来，较好的族群定义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客观的可识别性和主观的归属感与认同，故本文采用孙九霞的定义：「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由于客观上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即称为族群。其中共同的渊源是指世系、血统、体质的相似；共同的文化指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这两方面都是客观的标准，族外人对他们的区分，一般是通过这些标准确定的。主观上的自我认同意识即对我群（self-group）和他群(others-group)的认知，大多数是集体无意识的，但有时也借助于某些客观标准加以强化和延续。」54
需要指明的是：大的族群（如汉人、日尔曼人）可能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分支，我称之为次族群（亚族群），判断标准为：这些分支在语言、风俗、服饰、信仰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但仍认为自己属于大族群，而不是「另立山头」，如客家人之于汉族。如果有了政治诉求尤其是主权诉求或组成了新国家，则由亚族群变为族群，如丹麦人、挪威人、瑞典人、冰岛人相对于德意志人而言。台湾人也可以视作新族群，但由于其主权诉求尚未成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安德森描述的族群形成过程中的一些现象：选择性记忆与遗忘历史、手足相残、在地图与博物馆上做文章等55。
3.1.2 族群与国家的关系
一般认为，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以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体系。大部分国家（即所谓nation-states）都是由多个族群组成。约10%的国家是由单一族群的人组成，这一类国家nation 与ethnic group 指涉的物件重迭（如德国、奥地利、爱尔兰、韩国、日本、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家）。英国、西班牙、俄罗斯、美国、中国、墨西哥、印度、印尼、南非、加拿大、土耳其、撒哈拉以南国家等显然是由不同族群组成政治实体──国家（states）。前面说过：人数众多、居住分散的大族群可能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形成具有相对不同亚文化特征的次族群（sub-ethnic groups），这些次族群之间的差异可能不逊色于不同的族群，因此，被视为不同的族群是情有可原的（尤其是有主权诉求时）。如东乌克兰人与西乌克兰人，布林人与荷兰人，葡萄牙人与葡裔巴西人，内蒙古的东蒙人与西蒙人（主要是左、右土默特旗的「土蒙人」），客家、穿青、疍民之于汉族。他们中的某些次族群，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居然组成了不同的国家（如荷兰与南非，日尔曼人建立的国家则有德国、奥地利、丹麦、挪威、冰岛、瑞典、瑞士、列支敦士登等）！
当然，不同族群的融合也是常见的，英格兰人是个典型的混血族群（顺便说一句，「不列颠」在凯尔特语中就是「杂色多彩」的意思56），来源包括不列颠人、苏格兰人、丹麦人、央格鲁─萨克逊人、凯尔特人、诺曼人、爱尔兰人等等57。墨西哥与南美一些国家的族群融合也很明显。再以汉族（Han ethnic group）为例，有些汉族人有犹太人血统（河南开封地区）、阿拉伯人血统（福建泉州、陕西西安地区）、鲜卑族血统（如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是鲜卑人）等等。满族同化于汉族更是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历史地看，汉族乃融合了很多族群的一个大族群58。融合度越高的族群越具有稳定的文化人类学特征。就汉族而言，语言、风俗对族群的形成与维持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血统与政权则对其起了促进作用。没有对立物与外在压力，族群认同的形成将是个非常长期的过程。闫学通教授的研究显示：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非洲的情况论，族群塑造与国家认同可以在一代人（25年）的时间内完成（如肯尼亚）59。
